烽视角14 · 王 烽 || 学校：承载公共利益的共同体

作为人类发明的专门从事教育活动的机构，“学校”的功能和价值在三千年的历史中不断嬗变。从培养少数贵族和有闲阶层子弟到面向所有适龄儿童，从教人读书、识字、求道到培养全面发展的现代公民，从“士”阶层精英的摇篮到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学校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封闭的专门机构，而逐步成为一个承载公共利益的“共同体”。面对教育强国建设的新要求、社会公众日益多样化的诉求以及数字化变革带来的挑战，重新定位学校的价值和使命，是推动深层次教育变革、实现教育系统性跃升和质变的出发点。

很少有一个组织像学校那样承载如此之多元的权利和利益诉求。国家目标、个人发展、家庭期待、社会各界对未来的美好愿望在这里汇聚，将学校塑造成为一种公共利益共同体。现代社会，随着教育的普及，中小学教育成为每个人成长的必经阶段，学校成为服务每一个人、影响每一个人的公共场所。如今，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庞大学校体系，面对的却是日益多元化的社会。规范统一的控制与社会多元利益诉求之间的张力，成为世界范围内教育改革的重要推动力。从单纯以培养社会精英为目的，到为每个人的一生发展打好基础，学校的公共属性不断强化，而以先进知识、文化、思想引领社会进步，一直是学校价值的核心。在多方利益博弈中，学校如何坚守自己的公共性和进步性，考验着教育者作为知识分子的专业精神和良知。

在“精英化”教育体制导致的“内卷”中，大多数学生没有做好适应多元化社会和不确定性未来的准备。越发激烈的社会竞争向教育投射，相当一部分家长把学校作为阶层跃升的唯一寄托，相当一部分地方官员则把“重点率”等当作彰显政绩的指标。这种功利主义价值观与唯分数、唯升学、唯学历的教育评价制度和社会用人制度一起，裹挟了学校办学行为，损害了学生健康成长和教育的“共同利益”。当今世界正在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公共卫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沉渣泛起，新技术的颠覆作用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踏上新征程的历史节点上，在个性化成长、多样化成才成为教育新诉求和新共识的背景下，我们需要跳出封闭的“分优质教育蛋糕”的框框，重新定义学校的功能和使命，凝聚新的共同利益，重建教育的公共契约。

作为利益共同体，学校凝聚的最根本利益、最广泛共识是“培养时代新人”。让每个人都得到适合自己的成长，都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是不断增长、潜力无限的公共福利。为此，我们应当审视当前学校在日益加剧的教育竞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中所起的作用，时刻保持对随波逐流的自省、对深陷功利主义泥潭的警惕。学校应当聚集一批理想主义、人文情怀、教育常识的坚守者，打造包容共生的文化，将来自不同的社会群体、具备不同文化背景和学业基础的孩子，以及拥有背景多元、个性鲜明的教师群体，当作最宝贵的财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第41届大会上面向全球发布《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一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报告指出，“新的教育社会契约必须将我们以集体努力的形式团结在一起，贡献必要的知识和创新，塑造以社会、经济和环境正义为基础的所有人的可持续和平未来”。

学校是一个师生一起学习和成长的共同体。在这里，不仅是对学生进行灌输式“教育”，更要让学习主动发生；不仅要学习知识，更要实现“成长”。每个人的儿童青少年时期的大部分时光都要在学校度过，要在这里交很多好朋友、过正常的生活。对教师来说，学校也不仅仅是上课、上班的地方，而是要在这里“生活”和发展，开展最重要、最经常的人际交往。教师的人生阅历、教育见解不仅来自课堂，更来自无处不在的教育生活。教育与生活本就密不可分，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生活就是教育，是好生活就是好教育，是坏生活就是坏教育”。学生在学校的成长，必定源自学校全部生活给学生的教育。师生的学校生活也有“公”“私”之分，要为他们留下充分的私域空间，更要建设丰富的学校公共生活，营造温馨和谐的生活氛围。学校公共生活建设应当成为发展素质教育、促进“五育”融合的主要途径之一。

一所学校的公共生活，可能是丰富多彩的也可能是单调乏味的，可能是活泼生动的也可能是紧张沉闷的，可能是健康向上的也可能是乌烟瘴气的，它反映师生的精神状态，直接决定教育的品质。学校公共生活源自师生的兴趣驱动，以平等合作和健康的人际交往为基础，具有一定的自然性、自发性。同时，学校公共生活需要有目的的引导和营造。首先，要淡化竞争氛围，减少各种绩效考核和评比。师生对某些指标趋之若鹜的时候，必然背离了我们经常挂在嘴上的教育理念。一般地，慢节奏、师生心情舒畅、充满正向激励和关爱的学校，才有健康的公共生活。热衷于开展花样繁多的“比学赶帮超”，实际上会伤害沟通协作的氛围，恶化人际关系。其次，要善用“治理”。学校公共生活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兴趣和热情是主要驱动力，自我组织、自我管理是主要形式。一个家长式、权威主义、直线式管理的学校，是不可能有活泼、温馨的公共生活的。区别于传统管理，治理是在共同愿景下的多元参与，是指有关主体平等地开展协商，各方自动遵守普遍认同的契约和议事规则。从管理到治理，虽然看上去可能降低了效率，但其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良好的公共生活，也是达成真正共识的必然途径。要发动师生参与学校规章制度的制定、修改，鼓励班级和学生会实行自我治理、民主管理，引导学生对一些重要事项制定公约，建立师生参与学校管理和决策的机制。

学校公共生活并非都是严肃的和正式的，多种多样松散的、自如自洽的活动才是其灵魂所在。以社团活动为例，除了与学科学习有关的社团外，纯粹为“玩”而组织的社团也很重要。有些学校的社团组织非常灵活，有学生自己组织的，也有教师自己组织的，师生可以平等参与，教师的角色已经不是教育者而成为学生的玩伴或“对手”。学校要创建充足、便利的环境和设施，有利于学生自然交往和娱乐，如咖啡厅、书吧、乒乓球台等。

教师是围绕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化发展，借助课程和教材实现教育目标；而不是反过来，将课程和教材作为中心，把学生作为实现课程任务的手段。教师各有专长和侧重，而每个学生都是一个完整的人，教师不应仅从静止的状态、学科的角度认识学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所学校的教师必须组成一个跨学科、跨年级的紧密共同体，通过这种合作，才能获得对学生发展整体性和动态的认识。实际上，学校本身就是一个教师学习和发展的共同体，教师在与同事共同学习、交流、研究中实现专业发展，从而推动学校发展。在以考试成绩为主要绩效指标、以书本知识为主要教学内容的教育中，跨学科、跨年级的协作可以是松散的，而面对发展素质教育、实现“五育融合”的要求，紧密协作成为必要途径。

首先是开展跨学科合作和融合教学。学科的分化，是科学研究专门化、知识劳动分工的结果。专门化是科学探索深化所必需的。然而，基础教育是人生成长奠基期所需要的全面、基本的教育，学科知识只应是教育内容的一部分，不适合划分过细。人是完整的、生活是完整的、外部世界是完整的，知识则是被拆散传授的，虽然整体上看也是一个体系，但脱离了儿童的认识结构。特别是初中阶段，学科划分过细的问题已经久被关注，在现有课程体系难以作出大的改变的情况下，开发实施STEM课程、综合实践课程，推广项目式学习成为一种解决途径，但还是存在与“主课”两张皮的问题。更为基本的，是通过不同学科教师之间联合备课、联合教研，在教学过程中分工合作，将不同学科的内容转化成有机配合的教育活动。跨学科教研也是实现“五育融合”的主要手段，要求不同学科教师紧密协作，围绕学生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超越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将课堂教学和各种课外活动乃至学校文化塑造、环境创设等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形成培养规划，明确不同教师承担的角色和配合方法。这不仅仅是一个教研过程，也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一种有效方式。

其次是探索跨年级纵向协作和个性化教学。纵向贯通培养是近年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思路。在跨学段维度，教育部于2021年曾专门发文推动幼小衔接，规定将小学第一学期作为入学适应期。2022年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提出，“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加强一体化设置，促进学段衔接，提升课程科学性和系统性”，其中包含了对不同年级课程一体化实施的要求。在新课程体系中，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连续性和系统性，年级衔接成为学校教学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使得跨年级的教研、联合备课和合作教学成为必需。另外，基于国家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需要，探索个性化培育方式成为教育改革的迫切任务，第一步应是为表现出学科特长或者稳定兴趣倾向的学生，以及学科学习有困难的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传统的年级限制，由不同年级的教师合作制定方案并配合实施。

相对于全面育人的要求，我们的教育仍然过于封闭。在传统观念中，学校是读书学知识的地方，而目前在校学习、书本知识学习已经占去了学生大部分时间，再加上家庭作业、校外辅导，学生很少接触社会，很少体验书本以外的成长环境。教育中社会元素的缺失，使得学生片面发展成为必然。社会见识和生活本领不足，学生只是去“卷”成绩、拼名校，最终大多数成为无所适从的竞争失败者。陶行知先生讲“社会即学校”，本意不是把学校与社会隔离开来，再去谈它们的联系，而是强调学校与社会本来就是自然流通和融合的，反对的正是“死读书、读死书”的教育。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加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有机结合，构建各级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街道、社区、镇村、家庭共同育人的格局”。这就要求我们的学校打破本位主义，重建公共关系，向家庭、社区、社会进一步开放，建立合作育人新生态。

首先，学校应当与家长建立平等合作的关系。家庭对于儿童身心发展起着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家长的职责不是帮助学校对孩子进行书本知识的巩固和强化，而是在孩子人格养成方面弥补学校教育之所不能。家长在学科教学上基本上是“外行”，依靠家长督促孩子学习、辅导作业，不仅浪费了家庭教育的机会，而且往往事倍功半。教师不能把家长当作学生一样教育和督促，要帮助家长掌握正确的亲子沟通方式，围绕孩子成长的方方面面寻求家长的理解与配合，同时了解学生的成长环境，实施有针对性的学校教育。目前很多教师觉得家长变得越来越挑剔，以至于在学校里不敢管学生，其根本原因还是家校关系生疏了，家长和教师之间缺乏了解和信任。家长委员会是家校沟通合作的重要平台，但是它不能代替一对一的家校关系。校级家长委员会更多是协调反映家长诉求，参与学校事务管理和监督；班级家长委员会则可以通过组织主题活动开展学习、交流、分享，建成教师、家长与孩子一起成长的共同体。

其次，需要发展学校与社会的公共关系。社区、公共文化机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是孩子长大成人后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拥有学校所不具备的丰富教育资源。现实中，有很多学校与社区、单位共建的生动案例。如学校与社区共建共享文化体育设施，社区承担学生课后服务、组织学生文体活动，公共图书馆举行青少年读书活动，文化馆、博物馆、历史文化景点、主题教育基地面向青少年学生开展专题教育，高校图书馆、实验室向学生开放，高校师生作为志愿者参与指导学生兴趣社团，企业面向青少年学生提供参观、体验机会，等等。让学生在广泛接触及沉浸体验中认识社会、定位自我、发展兴趣爱好、学会沟通合作，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个性化成长、多样化成才意义重大。要进一步调动社会参与教育，保障这些活动不断拓展和持续，除有赖于政府政策支持和协调外，关键还是要依靠学校的主动性。学校管理团队不仅仅是专业教师和管理者，还应当是学校公共关系的开拓者。

总之，“共同体”的概念让我们可以从“共同利益”的高度重新认识学校的价值和使命，以“共建共享”的方式拓展学校的疆域和资源，以“共同行动”的策略协同推动教育变革，为建设我们理想中的学校提供启示和借鉴。

（本文作者系本刊编委，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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