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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之镜:为什么利益的冲突要钱,观念的冲突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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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之镜:为什么利益的冲突要钱
观念的冲突要命?
文:愈嘉  编:先知书店

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认为,现代世界起源于“双元革命”——英国工业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前者让人类的经济形态发生了巨变,而后者给人类的精神世界带来了巨大的颠覆。

从西方到东方,英国工业革命对现代文明的意义反复被诉说,但似乎也没有争议,但很多人对法国大革命的印象,不是停留在历史教科书,就是8年前,因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被高层推荐所引发的对“改良与激进赛跑”这一命题的大讨论。
 
我们知道,人类的秩序,由物质和精神两个维度构成,物质是人类秩序的底层约束条件,而精神则为人类秩序给出了意义和方向。诞生了很多重要概念和观念的法国大革命,就长远而言,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要比工业革命更为深远——虽然,很多影响是负面的。
 
凡大历史,必然引发人类深刻的追问与反思——无论古今中外,无数思想家为大革命写下了浩如烟海的著作,这让普通人一时望而生畏,难以着手。
 
而词汇,或者概念,往往是比文献更为响亮的证言。
 
“人民主权”“民主”“人人平等”“民族国家”“总动员”“左派”“右派”“意识形态”等如今被我们挂在嘴边的词汇,都诞生于法国大革命。
 
每一个关键词,其背后不仅伴随着相应思想的诞生,更成为我们理解、反思法国大革命深远影响的重要地标。

 
▌人民主权:重新定义政治秩序
 
提起法国大革命,总是伴随着浓重的血腥味。血腥的大革命,不仅将旧制度的统治者送上了断头台,还让成千上万的革命者、无辜者身首异处,它用腥风血雨的残酷直接摧毁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国。
 
然而,如果法国大革命仅仅是一场暴力的轮回,那就又是一个“官逼民反”的老套故事,也就难以被称之为“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大”,不是因为它摧毁了一个专制的波旁王朝,造成了多少人死亡,而在于它打开了一种前无古人的、崭新的政治秩序。
 
1789年8月26日,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颁布。这份数千字文件的全新意义,聚焦于一个词汇,那就是“人民主权”。
 
“人民主权”的对立面是“君权神授”,大革命不仅仅是要用暴力推翻波旁王朝,还要撼动所有皇权专制的合法性根基——用“人民”取代“神仙”,更要取代“皇帝”,作为国家内部最高权力的来源。它也就此重新定义了什么才是正义的政治秩序。


不过,常常被忽略的一点是,这份文件名为《人权宣言》,而非《法国人权宣言》,可见,它的雄心,不单单要解放波旁王朝治下的民众,而是全人类——这就不仅仅是法国的革命了,而是全人类的革命。这一雄心,与拿破仑征战欧洲有关,与希特勒发动二战有关,也与其他解放全人类的政治实践有关。


▌民主:绝对的“政治正确”
 
法国大革命引发的第一个结果,就是追求人人平等的民主政治的崛起。
 
“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尽管它广为流传,但总被等同于中国历史语境里的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在大革命之前,欧洲社会也讲究平等,不过,那是上帝之下的众生平等,但在众生之中,国王与国王平等,贵族与贵族平等,平民与平民平等,平民阶层处于最底层,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被压迫,在文化上也被轻贱。很显然,这是一种拒绝阶层流动,社会分层的平等。
 
大革命爆发后,受启蒙思想的影响,“人民主权论”认为,每一个人不应该受到贵族血统、基督教教会的束缚,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而非皇帝一姓之私产,谁要是限制人民的自由,谁就不正义,谁要是认为比人民高贵,谁就是邪恶的。
 
法国大革命用“人民当家做主”取代了“朕即国家”。用政治哲学的话语说,就是人民主权取代了绝对主义国家。
 
于是,沉睡千年的民主制度复活了。在此之前,由于古雅典的民主实践演变为纯粹的“多数人的暴政”,民主在西方一直都是邪恶的化身。英国思想家弥尔就斥之为:“以对付野蛮人而言,专制就是合法的。”
 
但大革命后,民主制度成为了绝对的,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既然人人都是平等的,那么就应该由全体人民通过投票,表达公共意志,制定宪法,人民将决定如何进行自我统治。
 
此后,为避免古希腊的悲剧,现代政治文明利用“法治”和“代议制”来防范“多数人的暴政”,民主制度也成为现代政治文明最重要的支柱之一。
 
民主的理念当然美好,但是,自由高于民主,共和先于民主,否则,便会释放出潘多拉魔盒中最可怕的魔鬼——民粹主义,而这也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
 
是的,民粹主义粉墨登场了,它诞生于法国大革命,命名于俄国,典型特征是“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二者互为倚靠,没有知识分子的理论指导,就只剩下纯粹的平民暴动,而没有平民的参与,便只剩下书桌前臆想中的乌托邦。


此后,民粹主义愈演愈烈,它越过法兰西的国界,蔓延至德意志、俄罗斯、东亚,疯狂拷打着全世界。如今,民粹主义借技术加持,其破坏力呈几何级数增长,已然成为现代政治文明最严重的威胁之一。


▌现代民族国家:“人民主权论”的孪生兄弟
 
法国大革命引发的第二个结果,就是“人民主权论”的同胞兄弟——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
 
尽管“人人平等”与“民主政治”成为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但现实中的人总是千差万别,而民主政治却有一个隐含前提,那就是每一张选票是等价的,这就要求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同样”的。
 
而这个“同样”需要一个标准,才能把自己人识别出来。于是,不同的地区开始讲述不同的故事,以创造共同的身份认同——现代民族国家就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
 
例如,法国革命者宣称,无论血统、信仰、出身,只要认可《人权宣言》这一部政治契约的人,都构成法兰西民族的一分子。法国是典型的政治民族主义。
 
而在邻近的德意志地区,渴望能有一个强大国家的费希特、黑格尔等哲学家,凭空建构出一个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的“日耳曼民族”,并论证出这个伟大民族必须把德意志地区统一起来,并通过传播著名的《格林童话》让这个故事不断深入人心。
 
最终,一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日耳曼民族”,一个“有待统一的德意志”,这样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催生了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德国是典型的文化民族主义。
 
所以,说1871年德意志的统一拜法国大革命所赐并不为过。没有民族国家这一共同体的概念,没有拿破仑用铁骑缔造的强大法国这一外部压力,德意志的统一能否发生,可能就是个未知数!
 
现代民族国家概念的诞生,让旧世界迅速土崩瓦解,构建出了全新的政治秩序,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后果:
 
· 通过不同的故事,本民族的人群被识别出来了,紧接着就要划分本民族的生存空间,争夺最重要的生存资源——领土。

据统计,法国大革命以来,各国之间的矛盾呈几何级数增长,战争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破坏性越来越大。终于,1914年,为实现“德意志民族的伟大复兴”,德意志第二帝国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 诞生于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其叙事极为封闭,个人是否从属于这个民族,与他的信仰、血统、出身高度相关,逐渐演变为血缘民族主义,20世纪,血缘民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相结合,恶性发展为极端种族主义,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纳粹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党卫军制造了无数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今天,世界呈现出两种完全冲突的叙事:一边是普遍价值在不断消弭国界,一边是民族问题,种族问题,制度问题在重铸新的国界。


▌全民总动员:战争的新逻辑
 
法国大革命引发的第三个结果,就是彻底改变了人类战争的逻辑。
 
法国大革命之前,战争的逻辑是贵族战争。而贵族战争无论从战争的目标设定上,还是从战争的资源动员能力上,都是比较有限的。
 
——就战争目标而言,贵族的目标通常是利益平衡,由于贵族的正当性是血统,而血统并不通过战争来定义,即使杀死了一方的贵族,也不能合法地占领对方的领地。如此,战争的动机就大大减弱了。
 
——就战争动员能力而言,贵族的战争资源,主要来自领地,而欧洲三分之之一的土地是属于罗马天主教会的,这就限制了贵族战争的规模。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贵族战争的逻辑被彻底终结了。
 
由于“人民主权论”催生了现代民族国家,所有国民在原则上都是一样的,那么能够被动员起来参战的人,就是全体国民,战争从“贵族战争”演化为“全民战争”。
 
由于“国家”的主人是“人民”,那么“国家”的名义、“人民”的名义便是不容置疑的。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政府可以正当地没收贵族、教会、反革命分子的财产,法国的财政汲取能力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以此奠定了庞大军队的财政基础。
 
广泛的动员能力,超强的财政汲取能力,极端暴力的民族主义思想,三者的结合,就是全新的战争逻辑,国家机器动辄成为战争动员的机器。它让全人类在20世纪滑向了巨大灾难的深渊——
 
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战争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这是正常的逻辑。但是两次世界大战中,逻辑被颠倒了,战争和政治都应服从于民族生存,但战争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体现,因此政治应为战争服务,所有的一切都要为战争服务。
 
——所有男人都要上战场,妇女和孩子要去生产炮弹,私产随时被征用,所有企业要义务投入军工生产。
 
——由于战争成了全民族的战争,战争蜕变为了一种“正义的残酷”,军人和平民的差异也被模糊掉了,游击战争兴起了,军队开始无差别地杀死所有人,这种逻辑延续至今,巴以冲突、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莫不如是。



▌意识形态:物质的冲突要钱,观念的冲突要命
 
法国大革命引发的第四个结果,也是最重要的结果,那就是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斗争”。
 
1791年,法国立宪会议上,主张革命、激进的议员占据了议会左边的席位,而主张倒退、保守的占据了右边的席位。
 
这就是今天广为人们所熟知的“左右之争”与“意识形态”的起源。当然,这里的左和右,和中国语境中的左和右,又有所不同。
 
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欧洲,人们对正义的政治秩序的想象,有原则性的,普遍的共识,那就是上帝。大革命之后的欧洲,上帝死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秩序开启了。
 
对于未来的道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普遍的共识消失了,各种思潮孕育而生,而每种思潮都认为自己是正义的,文明的。
 
于是,疯狂的撕裂开始了,紧接着就是残酷的斗争。
 
人类历史中,冲突是永远存在的,但是如何解决冲突,是否存在共识,就会引发截然不同的走向。
 
如果对正义的政治秩序的想象有共识,那么彼此就没有原则性的冲突,要解决的主要是现实的利益冲突,讨价还价就是主要手段;但是如果没有共识,那就是观念层面的原则冲突,就会变成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
 
利益冲突是一种有限冲突,只要达成利益上的平衡,冲突也就结束了;而观念冲突是一种无限冲突,观念很难改变,只有把持有不同观念的对方从肉体上消灭掉,冲突才能结束。
 
一言以蔽之,利益冲突要钱,观念冲突要命。



▋思想史之镜:一切历史,本质上都是观念的历史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霍布斯鲍姆所说的“双元革命”,不禁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英国并非没有与法国相似的矛盾与冲突,为什么“大革命”是发生在法国而不是英国?法国也并非没有与英国相似的工业与技术基础,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法国?发生这一切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

科技水平、经济模式以及两国不同的国情与民情,固然是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其实只有一个:观念不同。是两国人民不同的思想,让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冲突解决方式,从而造就了完全不同的历史。

可以说人类的历史,本质上就是观念的历史、思想的历史。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大萧条、社会大动荡、文明大倒退,几乎都缘于错误思想的流毒。对于个人而言,也正是思想在根本上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

面对时代的潮流,有人选择无视和顺从,但也总有少数人向历史深处借力,将视野构建在一个更超越的思想系统之上,从而获得全局思考的见识,在涌动的时代潮流中,做个不疾不徐的明白人。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彼得·沃森的《思想史:从火到佛洛伊德》及其续作《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看清人类思想的脉络,以思想史为镜鉴,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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