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喝多了，苏格拉底也要拉着人说话儿

一个非常古怪的男人

【美】 丽贝卡•戈尔茨坦

很少有机会到乡下来的他，这次看到周围美不胜收的景色后，还是赞叹不已。看那梧桐树向外伸展的枝丫！看那亮晶晶的小溪中飞溅的水花！听到他对着这些平淡无奇的东西大呼小叫，在他边上走路的男孩突然大笑起来，原来自然之美对他来说这么新鲜啊。他几乎很少会到城墙之外的地方走走，因为他想学的东西，那些迷人的美景无法教给他。（《斐德罗篇》，230d）

在那段最艰难的岁月里，战争给城墙之内拥挤不堪的城市带来了太多的肮脏和疾病，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让这些问题动摇他的热情和快乐。随便哪一天，你都很有可能在集市广场上看到光着脚的他拦住某个人后，热切地和对方讨论起这种或那种美德的真正本质。他围堵别人的地方可能是有商人摆摊的南边拱廊的长柱下，或者是陶瑞亚斯体育场（《卡尔米德篇》，153a），或者是吕克昂的运动场（《游叙弗伦篇》，2a；《吕西斯篇》，203a；《欧绪德谟篇》， 271a；《会饮篇》，223d），因为男孩子们会到那里锻炼，而他总是在物色新人才。

为了工作，他每天都会尽职尽责地出现在广场上，就算前一夜豪饮之后也雷打不动（《会饮篇》，223d），可他又拒绝为这份工作而接受任何报酬（《申辩篇》，19d-e）。或许，他的妻子背上泼妇这种名声，就同他无偿工作的高尚决定有关吧。这落到哪个妻子头上都会招致抱怨，尤其是他们还有三个儿子要养。他妻子的名字赞西佩（ Xanthippe），后来被用来指代唠唠叨叨、脾气暴躁的女人。在《驯悍记》（The Taming of the Shrew）中，莎士比亚就曾让彼特鲁乔（Petruchio）把凯瑟丽娜（ Katherina）形容成了"赞提普或者比她还糟"（第一幕第二场）。赞提普成了寡妇时，他们最小的儿子还在蹒跚学步。（《斐多篇》，60a）他的净资产，包括房子在内，只值 5迈纳［色诺芬：《经济论》（Oeconomicus），2. 3. 4-5］，相当于诡辩家上一堂课的要价（色诺芬：《申辩》，209b），还不如一个熟练劳动力在一年半内挣的钱多。但他不认为一贫如洗有什么丢脸的，反而在举手投足间表现得像一个不用工作也有钱活下去的人那样泰然自若，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他的这种姿态，让人真不知道是该嘲笑还是该钦佩。

他经常会被城中最受欢迎的喜剧作家拿来当笑柄，他的行为被嘲笑为是"鸡蛋里挑骨头的胡说八道"（阿里斯托芬：《蛙》，1495）。就像他不友好地讽刺所有他认为无足轻重的事物那样，他嘲笑着诗人的诗篇，尽管他的一些朋友，包括柏拉图在内，后来会认为，在对他的诽谤中伤问题上，阿里斯托芬难辞其咎。（《申辩篇》，18d、19c）

他把这份自己干起来游刃有余的工作视为了一种崇高的召唤，就算工作环境已经恶劣到了危及性命的地步，他也要坚守岗位。（《申辩篇》各处）

就连雅典战败后，胜利的斯巴达人让驻军在卫城上安营扎寨，然后趾高气扬地走进来扶植起寡头政治，从实质上废除了这个城邦闻名于世的民主制度时，他也依然没有离开。不过，并非只有其他城邦的人在用怪异的眼光看待雅典的政治实验。在雅典内部，也向来有人固守着贵族阶层与生俱来的崇高品格，厌恶将公民身份授予那些没有财产的平头百姓。让他们痛恨的是，随便一个农奴的投票，竟然被认为同任何一位贵族的投票一样重要，而且这个农奴还可以直接从农田或小店里来到普尼克斯山上，站在公民大会前发表演讲，好像他的意见和某个重要人物的意见可以相提并论似的。此时，伯里克利已经谢世多年，他在这场长达数十年的战争开始后没过两年便染上瘟疫，一命呜呼了。

只统治了不到一年的三十僭主，都是雅典各古老世家的后裔，向来将民主政府视为暴民统治。因此，在他们短暂而暴力的统治中，三十僭主将自己对政府的敌意搅动起来，变成了报复性的无法无天，而他们对权力和财富的贪欲，则加剧了这种失控局面。投票权受到限制，只有少数人才可以行使，后来人数又进一步变得更少，变成了指定的"三千人"（Three Thousand），而且他们还被赋予了携带武器和陪审团审判的特权。那些没能分到这杯羹的人，只好生活在比雷埃夫斯港口周围狭窄的胡同街巷中，而且，他们还可能会即刻受到各种莫须有的指控，因为一个告密者的网络在随时给他们布下陷阱。死人和被流放者的财产通通会被没收，所以很快，贪欲也成了可以与政治目的相匹敌的动机。城市中那些被禁止获得公民资格的外国工人，也就是所谓的外邦人，变得十分容易受到伤害，尤其是如果他们还很有钱的话。

三十僭主是由公民大会"选举"出来的，不过，胜利的斯巴达国王保萨尼亚斯事先为这场投票提供了"指导"，所以因封锁而饿到半死的雅典公民别无选择。他们被责令制定出一部宪法，恢复"祖法"，但三十僭主根本无意制定宪法，而是按照未被正式认可的法令进行统治。从公元前 404年 9月到次年 5月，共有 1500名雅典人被杀害，超过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 10年中的死亡人数。300名"执鞭的仆人"负责执行僭主的命令，实施恐怖统治。除了很多人被赐毒堇汁外，数千人要么被流放，要么主动逃跑，其中一些开始组织起来，准备夺回他们的城市，恢复雅典的民主制度。

但他没有。他仍然一如既往，慢慢悠悠地走到他最喜欢出没的地方，继续探究他那些不切实际的疑问，虽然大多数时候的讨论结果离终极解答还很远。美德是知识，还是什么别的东西？如果不是知识，人们怎么相信它是可靠的？如果是知识，那么它不可以教吗？但是，为什么很多有德之人经常会教出恶贯满盈的儿子，德行高尚的老师经常会培养出品行不端的学生？对于周围发生的各种政治大事件，他似乎视若无睹。

但另一方面，在他的各种怪癖中，某种无意识状态会笼罩在他身上，一阵突如其来的精神涣散会让他忽略掉周遭环境。（《会饮篇》，174d）他一旦陷入沉思--其实他几乎一直都在沉思 -注意力的焦点就会变得很集中。如果周遭的情况同他全神贯注在思考的独特问题无关，他就丝毫不会注意，而是把它们扫到了宽广的边缘地带 -这是他为那些只配得上他那种搞怪幽默感的话题专门留出来的地方。把他的城市搅得天翻地覆的那些独特的政治剧变，就属于这些边缘地带，而他表达自己在严肃看待当地政治的方式，就是讥讽、取笑城市中那些掌权时间或许短暂但贻害无穷的人。

他骨子里是个喜欢讽刺别人的人。

有人可能认为，他在恐怖气氛日趋严重的岁月里选择留在城邦，实际上表达了对斯巴达扶植的三十僭主的支持。任何没有在公元前 403年跟着民主人士流亡的公民，后来都可以被说成是"留在城邦"，而且仅凭这一点便可以被怀疑为三千人会议的成员之一，属于少数获准保留公民资格的人。三千人会议的名单从未公之于众，所以我们至今也仍然不清楚他的情况。在三十僭主被除掉 -多数都进了坟墓 -之后的那些年中，"留在城邦"这个说法成了法庭上的暗语，意思就是说某人是三十僭主的同路人。尽管在现存的记载中，对他提出的指控并不包含这一项，但人们怀疑他倾向于支持斯巴达人，是个十分合乎常情的推论 -尤其是因为在多年前，三十僭主还没掌权时，阿里斯托芬的戏剧中就已经公开散布过他有不忠之心的传言。

在那些断断续续被他影响过的贵族青年中，有些绝对有反民主倾向。那位著名的喜剧作家曾经泛泛地暗示说，他同颠覆性政治活动有牵连，还自创了两个词来进一步明确他要传递的信息，其中一个的意思是"为斯巴达疯狂"，另一个则衍生自他的名字。戏剧于公元前 414年上演，这期间，亚西比德让自己成了斯巴达举杯祝酒的对象，雅典则在西西里遭遇了惨败。当然，斯巴达只是过渡阶段,难以驯服的亚西比德不会听命于其他任何人，只会听从自己越界的天性。但事实证明，其他把他的话铭记在心的人，对斯巴达的疯狂要更持久一些，包括三十僭主中最臭名昭著的克里底亚。那么，我们该怎么评价这个名字同那些人扯上关系的人？难道他没有为斯巴达疯狂吗？

是的，他没有。他对雅典民主制度的冷嘲热讽并不意味着他热衷于寡头政治。从他的立场中看出颠覆性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搞懂他在做什么。看到颠覆性政治观点在他头上盘旋，就等于加入了雅典那些没有抓住他所提问题本质的群氓。他在做的事情更多颠覆的是雅典的价值观，而不只是政党政治。

的确，他没有同民主人士一同去流亡，他也没有尽己所能抗议三十僭主的暴行，不过，当他们命令他参与某次邪恶差事时，他倒是一口回绝了。僭主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尽可能多的人同他们所犯的罪恶有牵连。（《申辩篇》，32a-d）

大家都有罪责的话，就不太可能指控别人有罪了。所以他没有选择拒绝把萨拉米斯的勒翁（ Leon of Salamis）抓来，让这个无辜的人被处死，而是拒绝同流合污，跑回了家中。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消极抵抗可能会招致杀身之祸，但可能并不具有足够的分量-政治性不够 -来说服那些倾向于怀疑他的人。

然而，他那种明显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态度仍会让人难以置信，怀疑这种态度背后一定深深潜藏着某种隐秘的政治忠诚。一个举止庄严的人怎么可能会对当代政治无动于衷？尤其是，他的城市把参与公共决策视为了每个公民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实现的卓越，可他当选为五百人议事会的议员时，不但不知道怎么投票，反倒还故意作对似的，表现出了某种自豪感。（《高尔吉亚篇》，473e）对政治漠不关心，就等于主动与自己的时代脱节。但这恰恰就是他的本意：置身于自己的时代之外。他身处一种政治文化的浓厚氛围中，而这种文化又几乎只会从政治角度去思考美德，所以他的态度立场近乎不合逻辑。

如果传统的雅典政治，在他看来，同他不停求索的那种难以捉摸的崇高品格概念无关，那么寡头政治更是被他瞧不起。他从未对三十僭主产生过认同，就像他也不太同情民主派一样。事实上，他对后者的认同程度更低。

至于三十僭主，他们对他的敌意则越来越深。他们专门制定了法律，禁止辩论之术，而且很可能就是为了针对他。（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1. 2. 31）因为辩论之术基本上同他们违反宪法的政府所需要的那种恐吓氛围是不兼容的。

此外，克里底亚对他也怀恨已久 -心中郁积多年的一句侮辱导致的结果。当时，向来心直口快的他，看到克里底亚对英俊年轻的欧绪德谟垂涎三尺，觉得很不得体，便张口评论，将这个未来寡头的行为比作了一头猪在对着石头蹭痒痒。（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1. 2. 31）克里底亚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不但有着可以追溯到立法者梭伦的高贵血统，还有一个受过教化的头脑，自认为是一流的哲学家和诗人，所以不太可能忘掉这样的不敬。

这人的祖上都出过些什么人，以致敢如此趾高气扬地放肆无礼？他的老爹索弗洛尼斯科（Sophroniscus）不过是名石匠，他老娘菲娜拉底（ Phaenarete）不过是个接生婆。而且至少据柏拉图说，他有时候还会拿自己的职业和她的做类比，声称他也在帮助人接生，只不过接生的是思想观念，不是孩子，而且，他还会帮人们打掉那些不值得"养大"的观点。他用这个类比，解释了他为什么很少会给出明确的结论。（《泰阿泰德篇》，149a、210d）同他母亲因为年纪太大没法再生孩子一样，他也只是帮助其他人产生生活的理念，但自己从来没产生过。至少柏拉图是这么叫他说的。

他喜欢在哲学辩论中使用浅显易懂的比喻，拿木匠、鞋匠和其他用双手劳动的人从事的工作来举例子。如同他在雅典的大街小巷、各色人等中卖力完成自己的工作一样，这也是展示哲学与日常生活一脉相通的一种方式。

但是，如果说他通过自己的语言和雄辩风格宣示了他同人民休戚与共的话，他的哲学平民主义却没有让他的政治主张转变为民主主义，至少不是雅典的民主制。他嘲笑雅典人那种参与式卓越的痴心妄想，嘲笑狡诈的演讲者如何左右阅历不深的民众。

他们赞美得如此绚丽多彩，我们的灵魂就好像被施了魔法。他们用最丰富、优美的辞藻，把一个人应得和不应得的赞美都归到了他身上。他们从各种角度赞美城邦，赞美战争中的死难者，赞美我们死去的先人以及我们这些仍然活着的人。结果就是，美涅克塞努，我的心情也被他们的赞美搞得得意起来。每次听他们演讲，被他们迷住时，我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突然间，我开始深信自己变得更高大、更高贵、更英俊了。还有一件事也经常发生，那就是其他城邦的朋友每年跟着我来听演讲，突然间会对我产生一种崇敬感。因为和我一样，他们对我以及城邦其他人的看法也受到了影响：受演讲者的诱导，他们发现城邦远比他们想象的要更伟大。这种不可一世的感觉在我身上逗留的时间会超过三天，演讲者的言语和声音渗入我的双耳中，引起了强大的共鸣，导致我要费很大劲才能在第三天或者第四天恢复到正常状态，意识到我在哪里。在这之前，我只能想象自己生活在极乐岛上。我们的演讲家就是这么狡猾。（《美涅克塞努篇》，234e-235c）

当平头百姓被赋予决策权之后，雄辩就会变得危险起来，因为普通人完全无力抗拒雄辩家诡计多端的操纵。他抱怨道，要在雅典的民主制度中获得成功，只能靠阿谀奉承，绕过智力，直击情感。大众想要在公民大会上看好戏，因为好戏需要的是夸张的情绪，而夸张的情绪可以盖过理性。

但尽管如此，他仍然会情不自禁地珍视这种让他的城邦闻名遐迩的言论自由精神。他肯定很珍视它，因为他自己在这方面就玩得得心应手。如果不在对话中带入大量成见，让它们互相碰撞出某种更可靠的观点，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希望针对一个人可以扪心自问的最重要问题，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还有什么希望冲破那些使人们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从严重歪曲的角度去看世界的偏见？

希罗多德曾罗列过一份希腊城邦的名单，并列出了哪些特征确立了每个城邦独一无二的卓越之处。在谈到雅典时，他表扬了雅典公民的精彩讨论，因为这个城邦的民主制度从官方角度承认了演讲者坦率直言的权利，从法律上保证了言论自由（ isegoria），使每个公民都有权在公民大会上各抒己见。

但在正式的法律权利之外，雅典的文化中还广泛蔓延着另一种精神，被称为 parrhêsia（意思是直抒胸臆）。雅典人为此感到十分自豪，而他作为这种精神的最佳化身，一定受到了民主之友们的高度重视吧。

你可能会这么以为。

不管怎样，寡头集团扼杀了所有这类言论的自由。所以，尽管他经常会讽刺雅典的民主制度，但他更痛恨寡头政治。有一次，当他们试图将他牵涉进他们的违法行为中时，他进行了反抗，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则风雨无阻地通过辩论之术，继续藐视他们，对可能就是专门因他而制定的法律嗤之以鼻。为什么说是针对他制定的呢？因为三十僭主掌权的时期已经没有什么诡辩家再来雅典了，而言论自由的权利被废除也已是不言自明之事。

行使这项特权的现在只剩他了。言论自由可是民主精神中他还没准备好要放弃的一面。随着被害的人越来越多，他用自己最青睐的深入浅出的比喻方式，妙语嘲讽道：正如一个随机宰杀畜群、导致它们的总体状况恶化的牧人，必须把自己看成蹩脚的牧人一样，一位随机宰杀民众、导致他们的总体状况恶化的统治者，也必须把自己看成拙劣的统治者。因为这句调侃，他被召唤到了哈利克里（Charicles）和克里底亚面前。

这两位僭主提醒他，他的日常活动触犯了反对辩论的法律，接着又禁止他同年轻人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流。他立即开始取笑这两人，同他们争论起了禁止辩论的意义。哈利克里陷入了语言陷阱，开始不断地回答一些越来越荒谬的问题，直到坐在一边静静听的克里底亚发出了露骨的威胁后，这场闹剧才最终结束，而哈利克里接着又强调了一句："如果你这么继续下去，会发现牧人又多宰杀了一头牲畜。"（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二卷， 32-138）

本文内容摘自《谷歌时代的柏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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