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　2018年11期

肖伟峰坐在靠背椅子上，赤红色的射线瀑布海啸般涌进他的眼里。粗的玻璃管、细的玻璃管，玻璃管里装着的硅片，也许只是陶瓷片，被电炉烧红的一切。靠背椅子只到肖伟峰脊骨的一半高。一半高已经绰绰有余了，肖伟峰放肆地跷着二郎腿，扫一眼温度计，一千二百八十摄氏度。

如果超过一千四百度就要报警，着了火、闻到奇怪的气味、玻璃管摔碎当然也一样是报警，打破手边的红玻璃，按下红按钮，满世界的警报全都响起来。肖伟峰不只是一个报警员，平均每三天一次，他要打开炉门，用钩子或者铲子扒拉出玻璃管里的硅片或者陶瓷片，然后把炉门关上。

这显然是个无聊的工作，但肖伟峰刚从清洗池车间转来两个礼拜。他的前任，一个秃顶老男人，两个礼拜零一天前，在方凳上跷二郎腿，跷得椅子都翻了，额头磕在电炉上。肖伟峰听说那老男人的额头上缝了八针还是十八针。工厂里所有的方凳都换成了靠背椅子，放肆跷二郎腿的机会却留给了肖伟峰。

额头上缝针！肖伟峰活了四十年，少说也跷了三十年的二郎腿，和铁皮装置一起工作了二十年，但肖伟峰可不知道缝针是个什么感受。

肖伟峰验过血，验血是要把针插进皮肤里的。但肖伟峰上一次验血还是中学时候，痛或者不痛，长痛还是短痛，他全都忘了，也全都没法想象。

肖伟峰绝没想要试着扎自己，但他想从车间里找出一根针。肖伟峰一蹬脚，靠背椅子的两条前腿腾空而起，右脚紧贴着右前椅腿，左脚脚尖点地，重心左倾，再左倾，第三条椅腿也终于离开了地面。肖伟峰开始和椅子一起旋转，人们都说他长得像个椅子，又长又方肚子又大，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更擅长玩弄椅子。

左转九十度，白色的墙；左转一百八十度，黄色的门；左转二百七十度，透明的玻璃窗，连条窗帘也没有，更不用提针或者尖刺。

左转三百六十度，他听见敲门的声音。刘主任是唯一一个进烧结车间还会敲门的人。肖伟峰一下泄了全身的力气，靠背椅子稳当地立回地上：“嗯，一千二百五十摄氏度，蛮好的，蛮好的。”

刘主任没有像往常一样表扬肖伟峰工作认真。刘主任说：“你老婆从楼梯上摔下去，送到医院缝针了。”

肖伟峰赶到医院的时候，刘彩霞的嘴角已经缝上了两针。刘彩霞是个翘嘴唇，肖伟峰喜欢翘嘴唇。缝完针的嘴没见得有多少变化，也许向左偏移了几毫米，至少肖伟峰没看出来，翘嘴唇到底还是翘嘴唇。

肖伟峰从来没有这样仔细地看过刘彩霞，她的下巴内侧长着一颗痣，深褐色，在日光灯下油光锃亮，痣的边上是一个刀口，很浅，但很宽，泛着富有层次感的肉红。

肖伟峰说：“这么快就好了，你还觉得痛吗？”

刘彩霞抿着嘴，眉头和嘴唇一起拧成一团：“你大惊小怪什么，就缝了两针。”

“就缝了两针！真是，观音菩萨保佑，就缝了两针。”肖伟峰本想接着问她疼痛的程度，他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妻子是这样一个钢铁般的女人。钢针从来都是缝衣服的时候才用到的，冰凉，坚硬，不可妥协，钢针所向，必有一伤。从刘彩霞的神色看来，受伤的一方一定是钢针。

刘彩霞咧着嘴，歪着脖子，照着肖伟峰招手：“你回去把饭烧好才叫菩萨保佑了。面孔哭丧成这个样子，缝针的又不是你。”

肖伟峰不是一个钢铁般的男人，但他也许，总有一天，也会面临——“晚饭，油煎带鱼要吃吗，我去买油煎带鱼。”

肖伟峰三十岁的时候才第一次听闻这世上有给人缝针一说。肖伟峰是不会补衣服的，但他知道，缝针就是把两块布连接在一起。肖伟峰人生中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开头写着一句，“他的整个身体瘫软在沙发上，像块破抹布”，肖伟峰也就读过这一眼小说，小说总是不合道理，人没法像一块破抹布。

那一年，肖伟峰的儿子六岁，他的幼儿园同学额头撞在栏杆上，去医院缝了六针。肖伟峰想：那一定就像块破抹布一样。

缝针可算得一件大事了，肖伟峰问趴在桌前闪烁着眼的儿子：“你怎么知道他缝了六针？”

儿子说：“李昊然自己跟我们讲的，缝了六针！”并且夸张地举了一个“六”的手势，大拇指和小拇指，这姿势显然也不是肖伟峰教给他的。

儿子说：“李昊然教我们的，这个就是六。”

“李昊然刚缝好针，精神就那么好？”

这似乎不算一件稀奇事，小孩儿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的。肖伟峰把饭碗推到儿子手边，“那你要当心别撞到栏杆上面。缝六针，吃不消的。”

如果儿子不像他，而是像他的母亲，他也许能吃得消，但即使凭他妈的粗皮老肉，到底也只是扛住了两针。肖伟峰提着油煎带鱼回到屋里，喊：“要先吃两块带鱼吗？”

“等我这张卷子做完。”

肖伟峰的儿子已经十四岁了，但他还没有缝过针。他不像肖伟峰那样钟情于斗鸡、足球、篮球，不像那些在水泥地上奔跑、摔倒、皮肤破裂的孩子。他也不像刘彩霞那样脚步扑朔，没有坐在椅子上转圈的陋习。他在做试卷，没人能一边转圈一边做试卷。

肖伟峰把带鱼倒进盘里，把饭盛进碗里。刘彩霞和儿子总是说：“油煎带鱼是最好的下饭菜。”

带鱼是油的、咸的，但肖伟峰始终认为鱼不能下饭。他把青菜倒扣进油锅，水油爆裂声呼啸着，溅落到他的手背上。白色的鱼刺，白色的饭粒。油滴很烫，但鱼刺的锋利也不容小觑。

肖伟峰望着烧红的玻璃管们。

一千二百七十六摄氏度。

肖伟峰每两天做一次饭，刘彩霞受伤的时候则是每天一次。热油，热锅，油在三百多摄氏度就会沸腾，不锈钢的熔点也不过一千三百摄氏度。肖伟峰想，他的儿子终其一生也用不着触碰如此高温，他会做试卷。

这是一件好事。煮汤圆的水曾经烫伤过肖伟峰的母亲，伤疤在她的小臂上存在了三十年。肖伟峰从来就不爱吃汤圆，肖伟峰的全家人都不爱吃汤圆，所以这伤疤来得太不值得了。

一个红色的伤疤，月牙形，附着黄色的脓疮，像是呛在喉咙口的一团痰。来自热水，一百摄氏度。

粉色、绯红、天妇罗面糊的黄色、浓痰似的黄色、泥土的黄色、油煎带鱼的黄色、焦黑。

一千二百摄氏度，焦黑。

从生命到死亡，成为食物，再成为废物。

一千二百摄氏度，即是废物。也许在今天，肖伟峰的一条胳膊就会成为废物。

肖伟峰打开了石英玻璃门，他感受到热气，或许只是皮肤看见赤红的射线而提前做出了响应。他不会愚蠢到用身体尝试只是望着就能够刺伤视网膜的高温，他听见脚步声，但这整个工厂里也不会有这样一个愚蠢的人。

中正的声音——肖伟峰的儿子二十岁的时候就应该拥有这样的脚步声，以及这样的嗓音。他说：“我记号已经做好了，后天这个时候来拿。”

肖伟峰放任玻璃门敞开着，回头看见一个平凡的年轻人。穿白大褂的实验员手里捧着金属色的圆盘，与肖伟峰的深蓝色工作服显然不同阶级。肖伟峰看不出这四个圆盘与玻璃管里的千百个有任何区别，他说“行，我帮你放进去。”

肖伟峰望着支撑圆盘的玻璃架，望着托起玻璃架子的实验员的双手。他的手背很白，右手的食指却是黑的。肖伟峰感受着热流涌上自己的背脊，他没有抬起手，也没有迈出脚步，肖伟峰看着实验员的微笑从平淡变得麻木。年轻人说：“这几片都是切割的时候摔坏的，我们就拿它们做一下测试。”

肖伟峰想问“测试是测试些什么”，就像他想从刘彩霞那儿理解缝针时的煎熬，想从儿子那儿知道李昊然受伤时的表情，想从母亲那儿体会被热水烫伤时的触觉爆炸感。但摔坏的东西大多是不便于问的。

肖伟峰说“好”，从实验员手里接过玻璃架，他本想不经意似的撞击他黑色的食指指甲盖，但他击中的是无名指的第二个关节。有些突兀，但肖伟峰依照预定说出“不好意思，你的手指甲怎么了？”

实验员说：“被门夹的，小时候。”

肖伟峰注视着年轻人的眼睛，他的眼睛很大，并且没有闪烁。肖伟峰觉得后背上有些烫了，眉头皱得恰到好处。

肖伟峰能够成为一个坐着看温度计的工人的理由有很多。比如他的前任磕伤了脑袋，比如门捷列夫发现了元素周期表，又比如肖伟峰知道门捷列夫的名字——这说明他不是一个无知的人，说明他是一个上进的工人。

肖伟峰已经为自己的躯体安全付出了努力，但这不够，他的背脊仍然处在灼烧的边缘，他的手指也许不会被切断，但依然会日渐变得焦黑，被熏制熟成。

他的前任是工伤，因而白白赚了三万五千八百块钱，而被低温烘烤着的肖伟峰——与被高温烘烤着的硅片们一样，甚至比不上区区破损者，它们的一生了无痕迹，甚至没能成为测试记录中的数据。

肖伟峰的儿子曾经看过一个武打动画片。穿着盔甲的男人被打翻在地，面颊蒙灰、手臂渗血，恬不知耻地说：“伤痕是男人的荣耀。”听见这句话的肖伟峰回过头去看他的儿子，他没有皱眉头、没有微笑、目不斜视。肖伟峰相信他的儿子和他一样，怯于在自己的身上留下伤痕。

肖伟峰还是没再买过这一套动画片。肖伟峰旋转着椅子回忆动画片的名字，他也许应该让儿子看完它的结局。不知疼痛为何物的肖伟峰脱离这个世界太久了。

六岁，肖伟峰的堂弟肖新华脑袋在石地板上磕出一个血色的疤，擂鼓级别的响声，嘶哑的哭声。肖伟峰听见了。

八岁，肖伟峰的同学李劲才的下颌被足球击中，牙齿与血一起从嘴里往外落，一个、两个、两个半。肖伟峰看见了。

十岁，肖伟峰的同桌吴国林被自行车撞翻在地，手臂在石膏里装了三个月，吴国林占领了课桌的三分之二。肖伟峰无话可说。

十一岁，苗晓花的眼睛被人用铅笔戳了。肖伟峰没敢看。

十三岁，鲁迎新的手臂被她的追求者割了一道大口子。手臂上的一道大口子，验血针孔的三百六十倍大——肖伟峰甚至没有敢想下去。

肖伟峰的儿子已经十四岁了。

肖伟峰一路从厂房想到厨房，他的父亲说“不吃痛就不知道教训”，肖伟峰用自己的人生否定了他。他得到了最优解，他的儿子将会同意他的结论。他的儿子依然在写试卷，或者偶尔开个小差，那就意味着同意。

厨房里，油锅已经开始响起爆裂声。肖伟峰说：“你昨天才刚伤到，今天就不要碰油锅。”刘彩霞说：“我伤到嘴唇，你还能让我不吃饭吗？”

飞散的油珠在刘彩霞的臂膀上染出高温的光泽，刘彩霞偶尔说一句“哎哟”，大多时候是不出声的。刘彩霞显然没从疼痛中学到教训，她只是把自己变得不再疼痛。肖伟峰把刘彩霞拽到自己身后，抢过锅铲和铁锅的把手。油珠落在肖伟峰的手臂上，刺痛，但的确并不很痛。

刘彩霞说：“你怎么突然那么粗暴了？”

肖伟峰说：“你去外面坐着吧——先把饭盛出来。”

肖伟峰想起母亲手臂上的月牙形伤疤，像是包青天额头上的月亮，象征着某种高洁或是正义。

肖伟峰把干煸肉丝倒进盘子，顺便卸下手臂上不算太高的高温，他喊：“肖安逸，饭好了。”

肖伟峰把一盘青椒肉丝端上饭桌，刘彩霞张开她缝过针的嘴唇喊：“来吃饭吧。”

肖安逸打开房门，“今天的卷子太难了，一个计算题有十几个步骤。”题目难到肖安逸的右眼皮都有些肿了。肖伟峰说：“你要早点睡觉，少做点题目又不要紧。”

肖安逸把两根青椒一根肉丝和饭一起含进嘴里，“那也没办法，卷子总归要做掉的。”

刘彩霞说：“你应该表扬人家认真读书，悬梁刺股。”

肖伟峰的右手捶在桌面上，用把碗碟都震动的力气。他看见自己手臂上灼伤的红点，一个与疼痛无关的伤痕，肖伟峰说：“悬梁刺股就不要了。”他看见刘彩霞的嘴唇，想起实验员的手指，那是一个气派而优雅的实验员。

肖伟峰的父亲得糖尿病已经五年了。他每天要测两次血糖，用一颗针头扎破皮肤，提取血液。他已经用了两盒针头，也就是一百二十针。肖伟峰的床头柜里还替他备着一盒，六十针。

刘彩霞的父亲去世前每天都要打一瓶点滴。左手背上的血脉、右手背上的血脉，然后是手指，关节的缝隙，每一个血管的入口都被贯穿、愈合、贯穿。

椅子旋转、旋转，肖伟峰的手里把玩着血糖仪附赠的针尖。肖伟峰总有一天也会成为一个糖尿病患者，总有一天也要承受无穷无尽的刺痛。肖伟峰宁可放弃治疗，任由血糖升高——但病痛依然是疼痛，由内而外，让人无路可退。

肖伟峰凝视着指间的针尖，微小的、可以融入空气与水泥地板之中的针尖正瞄准着肖伟峰的眉心。

肖伟峰突然紧闭双眼，拧紧眉头，把针尖往垃圾桶的方向丢。肖伟峰听见针尖与地面撞击的清脆声响，而不是塑料袋的摩擦声。但肖伟峰只是旋转着椅子，任由针尖埋藏在地板缝之间。

肖伟峰听见脚步声——昨天的实验员还没有到来取样品的日子，因此他没有说“当心”，而是停止了椅子的转动。一千一百七十八摄氏度，敲门声也没有响起。

肖伟峰再一次抬起椅腿，他突然觉得后颈一凉，椅腿猛地回落，肖伟峰用体重把整个靠背椅子压在水泥地面上。肖伟峰抚摸自己的后脖颈，又抚摸右手和左手的外手肘，那儿没有插着一根针。

今天没有，不代表明天没有。肖伟峰迟早有一天也会和他的前任一样——他的前任已经回到了工厂，做仓库管理员。

人固有一死。疼痛的生老病死。肖安逸一出生就知道哭，还没有人打他屁股就号啕大哭。

肖伟峰知道有一本书叫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每日目睹的灼热比钢铁更精致，也更残酷。无非就是经历磨难，方抵彼岸，小说总爱说这些过时的道理。

“但过时的道理总也是道理”——肖伟峰对肖安逸说。

肖安逸抬起埋在饭碗里的脑袋，面无表情地盯着肖伟峰。肖伟峰不了解肖安逸正在思考什么，他只知道自己从没把父亲的话放在心上。

肖伟峰想说的是，必须尝受过一次真正的疼痛，才能够变得勇敢、坚韧。但肖伟峰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疼痛，他相信肖安逸不会敢于让自己感受疼痛，正如四十年来的肖伟峰一样。

肖伟峰看见肖安逸清澈的双眼，看见肖安逸光洁的皮肤——他宁可为肖安逸承受他一生中所有的疼痛，但他的决心毫无意义。肖伟峰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疼痛，也没有习得痛觉传递的魔法。

肖安逸的模拟考试又进步了四个名次，他能够考上重点高中。肖安逸回到他的房间，攻克的也只能是他眼前的难关。

肖伟峰把肖安逸的饭碗丢进水池，刘彩霞的嘴还没完全康复，饭还没有吃完。肖伟峰说：“缝针到底是个什么感觉？我觉得真是吓人的，一根针扎到肉里去。”

刘彩霞说：“缝针不算什么的。生孩子的时候才是真的痛。”

“那还有被刀砍了的时候，摔骨折的时候，都比不上生孩子痛吗？”

“我又没被刀砍过，你管这种事情干吗？”

[责任编辑  马天牧]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当期《人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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